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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往事
本文来源于:地歌网 作者:吴昊 关键字:烟草,悦刻,电子烟
1883年,德国宰相俾斯麦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疾病折磨——多年嗜烟、嗜酒,已经掏空了他的身体。

 

为俾斯麦治病的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医生恩斯特·施文宁格。为了改善俾斯麦的身体状况,医生严格规定他的饮食,限制每天只能抽四斗烟。

 

俾斯麦起初还很配合,但过了几天就坚持不住。他买了个当时市面最大的烟斗:斗干长91厘米,瓷斗硕大无比,打起了医嘱的擦边球。医生如果不在场,他甚至还会偷偷再抽上两斗。

 

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把旁边的奥地利打得服服帖帖,又用战争统一了德国,一生信奉真理只在大炮内。但面对烟瘾,却幼稚得像个122公斤的孩子。

 

除了俾斯麦,丘吉尔、肯尼迪、毛泽东等政治家都是重度嗜烟者,哪怕是胸有丘壑的杰出领袖都无法抗拒烟草的诱惑。

 

若要往上追溯,这种令人成瘾的烟草最早起源于美洲。

 

起初,烟草只在印第安部落里小规模流通,通过咀嚼食用。印第安人相信烟草可以驱邪、治病,有“吉祥”的寓意。当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邀请对方族长进行谈判,递上“和平烟”,以示友好。

 

1542年,哥伦布去印度寻找梦寐以求的黄金、香料,却稀里糊涂地跑到了美洲大陆。一上岸,探险队就被当地人的“吞云吐雾”惊呆了,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跑错了地方。

 

虽然看不懂,但是很好奇。想着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他们把烟草拉上船,带回欧洲进行研究。

 

探险队里有很多水手,他们学着印第安人那样咀嚼,惊喜地发现烟草可以缓解长途远航带的疲劳,一时间,烟草在劳动人民群体传播开来。

 

1560年,法国驻葡萄牙大使将烟草觐献给了法国王后,不知是偶然,还是确有奇效,烟草竟然治好了王后多年的头痛症,由此又掀起了法国贵族消费烟草的浪潮。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来临,当初水手们在好奇心驱使下咀嚼的烟草,漂洋过海流通至全球各个角落。

 

烟入天朝

 

1582年,辗转来到中国的利玛窦被刷新了三观。他发现八方来朝的使节们都带着一些小玩意,换取大明王朝的巨额馈赠。天真的传教士算是涨了见识,还有这样的好生意啊!

 

此时在位的是万历皇帝,就是那个给自己放了38年假的明神宗。利玛窦凭借自己的渊博知识迅速打动了万历皇帝,还捞了个官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着不菲的工资,每天结交社会名流。

 

1610年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万历皇帝亲赐他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几年之后,另一个外国传教士将利玛窦在中国期间所写的日记整理翻译成了一本书,取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里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据说孟德斯鸠看到后直夸中国是人间天堂。

 

但人间天堂只是其表象,实则大明王朝的统治已经如同空中楼阁,摇摇欲坠。

 

就在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时候,大明王朝对外封锁及其严格,除了使节之外很难进入。不过在帝国光辉所没能照耀到的地方,一艘艘远洋贸易的航船却在悄悄靠近,想要把中国编织入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

 

大航海时代由此开启,两个文明迎来了交棒的时刻。一个凭借远洋贸易、坚船利炮,在全球进行血与火的掠夺;另一个沉溺在八方来朝的喜悦当中,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明朝曾经短暂开放过几个口岸,福建漳州是其中之一。远洋航船载着水手和奴隶,将哥伦布在美洲发现的烟草也一并带入了中国。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烟草以福建、辽东、新疆、云南作为主要入口,在中国生根发芽。

 

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很快完成了本土化。

 

烟草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被视为地狱火焰,在中国却有着一些听起来很文艺的名字:相思草,金丝熏,淡巴菰。

 

因为吸食之后产生的麻醉作用,它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干酒。

 

 

《本草汇言》记载:“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小儿食此能杀疳积,妇人食此能消癥痞。”

 

《露书》记载,烟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

 

烟草具有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的作用,迅速让贩夫走卒、商贾巨富都为之倾倒。商人和移民、士兵和水手、诗人和妓女,都充当着烟草物质用途和社会意义传播的信徒使者。

 

不过,烟草在中国的传播也曾经历波折。

 

崇祯年间,皇帝两次颁布“禁烟令”,其中一次因为明成祖朱棣年轻时被封为燕王,烟与燕谐音,食烟土者如食燕土。

 

清风不识字的年代里,犯了忌讳。

 

烟草遭遇最激烈的抵抗,主要是来自于士大夫阶层。因为烟草惹得各个阶层的人争相吸食,使得身份、礼法、性别的差异全部荡然无存,让信奉三纲五常、尊卑有序的儒家读书人万万不能容忍。

 

烟草得以消除刻板印象、从游民流向王公贵胄,是在满清时候。

 

1644年,满清王朝入关。

 

辽东半岛是烟草传播的主要入口,满清王朝曾偏安于此。加之经常以游牧打猎为生,所以贵族们不像儒家官员那样严苛遵守礼法的约束。早在入关之前,很多贵族就已经对烟草情有独钟。

 

民众整天抽烟,皇帝也很苦恼,甚至颁布严酷刑法,阻止烟草的消费,“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

 

堪称史上最严控烟管理条例。

 

但随着满清帝国的统治逐步式微,“控烟令”最终成为一纸空文。民间开始广泛种植,多地出现“种烟者十之七八,种稻者十之二三”的情况。

 

随着消费群体的的逐步扩大,烟草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贸易,将诺大中国尽数编织入销售网络之中。

 

清朝时期,大部分烟草贸易均把持在大商帮手里,其中不乏红极一时的晋商、徽商等。他们牢牢把控着烟草的生产与流通,将不同价格的烟草打入社会各个阶层。

 

在富人、旗人聚集的主要场所,有着专门提供优质烟草的专卖店;穷人们则在集市里吸食廉价烟草。机智的商人们,甚至在集市提供出租烟袋服务,以便让消费者可以当场吸食——老祖宗们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玩起了零售、共享、下沉的生意。

 

烟草还构成了政府的重要财源。

 

作为福建、江西一带烟草流通枢纽的北新关,一年内两省的烟草流通总量可达180吨,税收白银超过五万两,占据一年税收的近30%。1764年,因为福建烟草收成不好,导致北新关贸易税收大幅度下降。

 

在商人的推动下,烟草经过层层流转,进入各个地区阶层。自此九州尽是烟火气,伟男髫女,不人不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此时的中国依然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压。民族独立使命犹在,为了寻求新的治世路径,一代代人展开了漫长的摸索。

 

此时西方诸国,多数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两次工业革命,利用坚船利炮彻底扭转了东西的天平;一个缓缓坠落,另一个冉冉升起。

 

然而,多数国人对时局毫无所知,异域传来的烟草花朵却依旧艳丽异常。

 

不知孙中山者多,不知烟草者少。

 

实业救国

 

20世纪初,中国身处风云诡谲的局势之中。侵略者野蛮掠夺,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动荡,社稷飘摇。

 

混乱之中往往诞生巨大商机。

 

詹姆斯·布坎南·杜克是英美烟草公司的掌舵者,据说他精力旺盛、经商天赋异禀,30岁就戴上了烟草制造之王的桂冠,一生中收购的公司超过250家,是实至名归的商业巨擘。

 

杜克率先使用机器生产卷烟,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赚得盆满钵满,而后利用广告战完成市场教育;面对竞争,又用价格战打得对手猝不及防。

 

1889年,杜克与对手们握手言和,合资成立英美烟草公司,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掌舵者。

 

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进入中国掘金。

 

巨头来到中国,主要阵地选在上海——彼时的上海,是连接东西世界的重要枢纽。

 

不同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社会认知,在这里彼此渗透、碰撞。外资、民企、政府、租界、黑帮,层层势力盘根错节,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场场魔幻与现实交织的悲喜剧。

 

十里洋场,既是销金窟,也是掘金地。

 

凭借着技术、资本、营销等优势,英美烟草公司进入中国一路顺利,迅速拿下超过50%的市场。

 

然而,时值中国民族情绪激烈高涨,华资烟草品牌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头,其中的佼佼者,当属简氏兄弟成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国家危亡之际,救亡图存,开办实业,本是殊途同归。

 

1905年,南洋兄弟烟草在香港的一家旧厂房诞生,十年惨淡经营,一度濒临倒闭。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每年在中国攫取的利润近亿元,他们与多家烟草经销商约定,不能销售别家货物。在南京、镇江、苏州一带,英美烟草公司几乎控制了十分之九的烟摊。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遇挫,英美烟草公司把握战机,双方先后进行了三轮判断,英美国家烟草公司想要将其收入囊中。

 

那段时间,简氏兄弟每日郁郁寡欢,在彼此交往的书信中,多次磋商被“空山”收购事宜。“空山”是简氏兄弟的切口,代指“英美烟草公司”,空山不见人,意指有鬼。

 

但简氏兄弟坚信中国人应该抽中国烟,被外资收购,民族再难有振兴希望。这也是当时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普遍心态,他们利用孱弱的实力,与巨头们周旋、抗衡。

 

1919年,南洋兄弟通过改组,将公司规模扩大,推出“飞船”“地球”“三喜”等多个品牌,与英美烟草公司拉开了架势。

 

英美烟草公司火速应战,推出“白刀”“大山”等品牌打击南洋兄弟烟草。杜克还使用其一惯的手段,竖起了价格战和广告战的大旗。

 

外来巨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污蔑南洋兄弟烟草为日资企业。当时国人经历了甲午海战,伤痛犹在。在激烈的民族情绪渲染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身处险境。虽是无中生有之事,但南洋兄弟烟草不得不重视,他们亲自给广州工会写公开信,斥责外资品牌狼子野心。好在中华国货维持会出面澄清,多家商号、学校纷纷声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才免遭浩劫。

 

除此之外,英美烟草公司还怂恿经销商积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货物,待到发霉之时售出,以此扼杀南洋兄弟烟草……诸多行径、不胜枚举。

 

在对抗过程中,简氏兄弟想尽一切办法反击。

 

国家罹难,大打爱国牌是当时华资品牌的惯用手段。简氏兄弟打出“中国人抽中国烟”的口号,甚至推出“爱国”“长城”“大联珠”等品牌,以此回击英美国家烟草公司。

 

除此之外,慈善也是另一项重要策略。1931年,时值江苏、安徽水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组织独立救援机构前往久远;此外,每售出一箱烟就捐款3—8元,在灾区兴建学校。

 

利用公益活动塑造品牌影响力,南洋兄弟此举非常“拉好感”。如今,模仿者甚多。

 

然而,到了1927年之后,政策却成了一道绊脚石。

 

彼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日趋稳定,对国内烟草公司实行50%的税收政策,许多国资香烟品牌苟延残喘,只能坐等倒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亦遭受重创。与此同时,英美烟草公司的在华销售量屡破新高。

 

1933年,蜚声文坛的茅盾出版长篇小说《子夜》。

 

小说以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兼具野心和手段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兴办实业,与多方势力进行博弈,最终破产的故事。吴荪甫是当时众多本土实业家的写照,他们的实业救国之路历经曲折,最终大多成了镜花水月。

 

在小说中,吴荪甫对自己的表亲杜如斋说: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

 

吴荪甫说完此话不久,自己的公司就破产倒闭。那时候的人任凭满腔热血,却终究逃不过时势。所以现在的企业家,说感谢党,感谢政府,都是真心话。

 

距离《子夜》出版的四年后,南洋兄弟公司在中外资本与政府的联合绞杀下,最终落入四大家族之手。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的30年缠斗历史,就此告一段落。而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梦想,也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彻底湮灭在连天的炮火里。

 

中国人自己的烟

 

1949年,新中国诞生,百年以来的屈辱历史就此翻过,国家迎来新的发展时刻。

 

但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权尚需巩固,外资、私企、民营企业正处于历史过渡时期。卷烟行业的发展亦是不顺利。

 

毛泽东曾向食品工业部部长杨三立抱怨中国香烟质量不够好,“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但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

 

回到上海的杨三立便让宋裕给主席特地稍了几条“华东公营飞马”牌香烟,请主席试抽,结果主席十分满意。主席批示:所有政党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

 

“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食自己的香烟。”一场对外资、私营卷烟厂的改造由此拉开大幕。

 

1951年,《专卖事业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颁布,“卷烟用纸”也被纳入国家专卖品范围。至此,国营烟草成为主流趋势。

 

随着计划经济的开启,烟草消费也演变为配额供给制,仅仅有钱是买不到的。之后文革爆发,卷烟企业和烟草收购部门被下放地方,烟草行业一蹶不振。

 

1979年,被打为右派得以平反的褚时健开始执掌玉溪卷烟厂。

 

刚刚经历十年动荡,烟草行业管理混乱、效益低下;当时的计划外烟草工厂发展到近400家,仅仅因为库存积压,每年削价处理的损失就高达上亿元。

 

褚时健刚刚到玉溪卷烟厂,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因锅炉发生故障,导致全厂的生产力减少一半。这可急坏了褚时健,当问及工人需要多久修好时,工人给了他足够大的面子,上任厂长在职时锅炉修了48天,您来了只用40天就能修好。

 

一向雷厉风行的褚时健亲自上马,指挥工人耗时三天半就修好了锅炉,生产恢复,员工欢呼。

 

这也暴露出了当时企业的主要问题,缺乏管理、设备陈旧、人心涣散、工作效率低下,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只能生产低档次的滞销品,本来一包20支的香烟,经常出现少一两支的情况。

 

褚时健随即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通过设备调试,减少烟叶浪费,提高产烟质量;修建宿舍楼,为员工谋福祉,凝聚人心;人事改革,获得任免权等……在多重改革制度落地之后,玉溪卷烟厂逐渐走出低迷期。

 

眼看烟厂发展越来越好,褚时健这时却被一个美籍华人的话扎了个透心凉;“你们云南人,夜郎自大,总以为自己的烟叶质量好,其实与美国的相比,根本不算好。”

 

员工们十分不服气。1958年,国家烟草主管部门对全国烟草进行评鉴,在河南烤烟已经拿到满分100的情况下,云南烟草拿到了108的成绩。

 

但这句话或许只有褚时健一人听进去了。

 

1984年,褚时健带领一众技术人员,跑去美国取经。也正是这一年,袁庚在深圳蛇口,打出了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条幅。

 

每个时代都不缺有魄力的企业家。

 

取经回来的褚时健彻底认清了粗放式种植的烟草与国际品牌之间的差距,随后制定出了“第一车间”的战略。待到1987年时,玉溪卷烟厂旗下已经拥有120万亩烟草产业基地,80%以上都是中上等优质烟草。

 

到了90年代,曾经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已经跃为红塔山集团,打造出了众多与三五、万宝路并驾齐驱的品牌。当时,烟厂的利税接近300亿元,如今的“宇宙第一房企”万科当时的营收仅为20多亿元。

 

正在红塔山集团如日中天之时,距离退休仅一步之遥的褚时健因为贪腐获罪。三年牢狱生活(原判处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出来之后已是物是人非。而随着“褚橙”的畅销,褚时健再一次回到众人眼前。

 

2015年,褚时健在一封自述中称,希望别人谈及自己的一生时,无需褒奖,只希望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斯人已去,千秋功过,更与谁人评说。

 

问世间烟为何物

 

烟草,是隐形的杀手。

 

2005年,38岁的加拿大导演雷特曼推出自己的第一步剧情长片《感谢你抽烟》,片子因为犀利的讽刺意义,获得金球奖两项提名,雷特曼也因此一举杀入好莱坞。

 

在电影中,主人公尼克是烟草公司的代言人。他的日常工作是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劝告人们抽烟。尼克仅有的两个朋友,一个来自酿酒行业,另一个来自军火行业,三个人周末聚在一起,互相比较谁所在行业的致死率更高。

 

如今,人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事实上,烟草在中国从“灵丹妙药”到“杀手”的认知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祛魅过程。

 

烟草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一度将其视为仙药。那时候车马很慢,青楼不叫青楼,叫“花烟间”,落魄文人们经常跑到花烟间,拿出烟草与小姐姐们分而食之。因为其具有特殊的陶醉效果,淳朴的古人一度认为其有某种不可描述的作用。

 

清朝时期,一个叫厉鄂的诗人在杭州去世,死因不明。但他生前热情地推崇烟草,直到逝世前一年,还因肺部疾病不能继续抽烟而悲伤不已。

 

当时中医虽然推断吸烟和疾病有着某种关联,但也只是隐约地猜测,难以明证。一些市面上流通的“养生”手册,告诉人们要节制消费烟草。

 

烟草的真正危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清晰认知。

 

当时有医学文献将烟草与癌症联系起来。烟草虽然具有提神效果,吸食可以获得某种精神层面的满足,但烟草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多种物质,足以致癌。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烟民人数已经超过十亿,中国烟民人数占据其中的三分之一,中国每年因为抽烟引起致死的案例超过百万。

 

人们义无反顾点燃热情的火种,然后如飞蛾扑火般涌入。

 

作为同一时间传入中国的作物,玉米、红薯、马铃薯都对中国的人口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烟草成为例外。作为例外的烟草,建立的影响力却丝毫不亚于粮食作物。

 

在发展的过程中,烟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

 

1936年,留学归来的徐志摩写了一篇《吸烟与文化》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他追忆着牛津、剑桥烟雾围绕的沙龙,认为这样的氛围培养了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学者和诗人。他还提倡中国大学应该引进一点“抽烟主义”。

 

此时,普通市民吸食香烟仍以烟袋为主,像徐志摩一样吸食香烟的人并不多,新的吸食方式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潮思想。所以,哪怕烟草已经完成阶层僭越,但仍旧能将不同人群区隔开来。

 

等到香烟完成普及,人人皆可购买、无差别化吸食之后,一套新的消费主义逻辑又出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混的不如人,抽的哈德门”,即是戏谑之词,也是消费主义对群体产生的分隔。

 

此外,烟草还扮演着社交润滑剂的角色,各个年代均是如此。

 

日常生活中,互相交换香烟并且一起吸食成为男性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香烟是“走后门”的礼单必备。到今天为止,在一些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还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一条烟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条。

 

而女性吸烟的浪潮也是从西方世界兴起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浩浩荡荡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广大妇女们为争取权利而高声呼喊。她们为了体现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将香烟视为“自由火炬”的象征。

 

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将自己手拿香烟的照片用作专辑封面;写出《第二性》的西蒙·波娃整天和萨特一起吞云吐雾;香奈儿的创始人手上拿着香烟的同时,告诉人们什么是时尚。

 

只是,象征着自由的火炬燃了又燃,女权运动至今未能完全打破性别的藩篱。

 

香烟当前已经延伸出了阶层、性别、身份、社交的意义,加之独特的成瘾性,已经超越了寻常作物。所以当烟草被现代医学解构的一览无余、露出魔鬼面庞之后,人们仍旧对此趋之若鹜。

 

由于具有广泛的受众,烟草交易的背后形成了一个煌煌的商业帝国。

 

当前,我国烟草利税已经超过万亿。翻开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业绩清单,其利税相当于四大行加上阿里、腾讯、百度的总利润之和。2018年,中国烟草利税占据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八分之一。

 

截止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强制全面控烟;历史上戒烟的法令也多是抽刀断水之举,难达其效。

 

闪烁的火星背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蛋糕。

 

电子烟来了

 

韩力从噩梦中惊醒,浑身直冒冷汗。

 

在父亲因为吸烟死于肺癌之后,韩力就决定戒烟。为了戒烟,他在睡觉时把尼古丁贴片贴在身上,但长此以往,不但没能戒烟成功,还导致一系列副作用,睡眠质量变得越来越差,经常从梦中惊醒。

 

2003年,药剂师出身的韩力决定自己动手,打造了一款号称可以戒烟的产品——如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烟品牌。

 

如烟一经上市,就主打戒烟口号,一时获得大批烟民拥趸。如烟创造了一个销售的神话,2005—2006 年的一年时间内销售额就将近10亿元;2008年,如烟售出超过30万支电子香烟,并且在香港上市。如烟股价最高时达到116港元,市值近1200亿港元。

 

但如烟采用的烟油雾化技术,仍然含有尼古丁,所以戒烟也只能算是一个噱头。过于高调的宣传最终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吸烟健康”“吸着吸着就戒了”,如烟显然达不到这样的作用。2006年,央视剑指如烟戒烟的广告词涉嫌虚假宣传,随后自带流量的打假斗士王海又公开指控如烟七宗罪,随着舆论的广泛传播,如烟销量大减。在日益严趋的竞争背景下,如烟每况日下,不得不“卖身”帝国烟草公司。

 

最终,“如烟”果真如烟一般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

 

电子烟的发展一波三折,始终未能破圈。直到2018年奥驰亚集团128亿美元收购Juul35%的股份,Juul员工获得人均130万美元股息奖金的消息传出,电子烟市场被彻底引爆。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电子烟市场在2019年迎来了太多涌入者。

 

2018年6月,RELX悦刻融资3800万元的新闻引爆了国内电子烟市场,随后一大披明星创业者纷纷涌入。老罗来了,同道大叔来了,“撕葱”也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一个新的赛道正在形成,千烟大战,人马嘶鸣。

 

每一次消费习惯的更迭,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总有追逐浪潮的人,不会让机会从眼前滑过。

 

在烟草发源地的美国,电子烟的使用比例占据13%;而中国的电子烟比例尚不足1%。如果按照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万亿营收计算,中国的电子烟市场将会超过千亿,且随着消费方式的改变,不断攀升。

 

但海市蜃楼之下,电子烟究竟是善是恶?

 

2018年2月,英国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发布了一份关于电子烟的调查报告,报告的执笔者包括KCL、UCL、QMUL等多个权威机构。报告显示,电子烟比普通香烟减少了95%的危害性,鼓励吸烟者改抽电子烟。

 

传统香烟在吸食过程中,因为燃烧会产生大大小小70多项致癌物质,而电子烟在保留尼古丁的基础上,大大缩减其中的致癌因子。

 

在两害相比取其轻的逻辑下,电子烟未来或许能成为吸烟者的“良药”。

 

但电子烟并非绝对安全,烟油除了尼古丁外,添加的香料经过高温加热,是否会产生新的致癌物质,仍旧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电子烟身在迷局之中,行业也是层层迷雾。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发生多起吸食电子烟致死事件,目前部分专业人士给出的结论为烟油中被添加了大麻,但权威的调查报告仍未给出。

 

行业估计,今年年底国内电子烟的监管条例将会出台。烟草过去作为国家垄断行业,电子烟的诞生能否分下一杯羹,还需要静待政策。只要政策一天未落地,电子烟依旧身份未明。

 

上个世纪,烟草大王杜克曾在获悉卷烟机发明成功后,立马翻开地图册,寻找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4.3亿人口的中国令他眼前一亮,他坚定地说“这是我们将要销售卷烟的地方”。

 

百年之后的今天,国外电子烟企业Juul高调宣布入华,外国烟草公司再次将目标瞄向了中国,但在本土化品牌愈演愈烈的激战中,Juul能否站稳脚跟尚不可知;而电子烟能否取代传统香烟,掀起另一场抽烟方式的革命,目前亦难有定论。

 

五百年的烟草传播史,是一部全球贸易流通史,而烟草是最广泛、有效的掘金手段之一。

 

历史沉浮,身逢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幸运与不幸,如今多半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烟草曾经带给一部分人精神上的欢愉,哪怕只是片刻。

 

有人说,瘾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时代。但五百年来,任由鼻烟、水烟、烟袋、香烟、电子烟不断更迭,社会总财富急剧膨胀,人们至今都未能砸碎尼古丁桎梏在身上的镣铐。

 

点点火星,明明灭灭,这是全球近10亿烟民的日常。

 

部分参考资料:

[1].《中国烟草史》,班凯乐著,2018.

[2].《上瘾500年》,戴维·考特来特著,2014.

[3].《毛泽东与新中国烟草业》,档案春秋,2015.

[4].《褚时健传》,周桦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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