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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简史:抗疫大计,商人有责
本文来源于:地歌网 作者:余德 关键字:瘟疫历史、抗疫、集体免疫
 

 

抗疫从来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它从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噬而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

 

这是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小说《鼠疫》里的片断,因为这部小说,他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但此后的1960年,年仅47岁的加缪因为车祸而死世。

 

如果按照加缪的演绎,瘟疫面前,生死并无太大的区别。丹尼尔.笛福说,“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皆可取。”

 

也许大家会质疑我为何引用小说里“文学性”的例子,是因为我在翻找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历史上关于疫情爆发时的详细描述。常规的解释是,疫情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又因其广泛而大面积的流行,人们往往不愿意纪录这种惨痛的记忆。

 

2019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谁也未曾想到,这一次的疫情之汹涌,超过了1918年大流感的烈度。

 

截至5月6日17时,全球累计确诊逾365万例,较上日增加2.7万例;美国确诊超123万例;全球累计死亡25.4万例,全球已有35个国家确诊数过万……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病毒的。”生物学家大意如是,病毒等微生物确是地球的原居民,人类才是这个星球上的入侵者。

 

如果回望历史,人类史同样是一部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只是纪录得过于简单。大疫当前,如果回望历史,或许,我们对于疫情,对于命运,会有另一种认识,另一种判断。

 

 

集体免疫

 

 

“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大流感》[美]约翰.M.巴里

 

15世纪的欧洲,可谓混乱不堪。

 

连年的战争、黑暗的宗教势力以及巨大的钱荒笼罩欧洲。因为多年来与中国的生意往来,使得欧洲白银锐减,只进不出的大明帝国变成了“白银帝国”,GDP全球第一。

 

更让人们恐慌的是,14世纪的“黑死病”再度卷土重来,教会医院已基本关闭,主教们已不能再像解释成吉思汗铁骑为“上帝之鞭”一样来解释瘟疫。

 

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欧洲人在与远东贸易的同时,也萌生了另一种猜想:地球是不是圆的?

 

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就是一个坚信者。

 

1492年,哥伦布终于成功“忽悠”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带领87名船员和给印度、中国的“国书”,从巴罗斯向西而去。70昼夜之后,他们到达了加勤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这便是“发现新大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欧洲探险和殖民海外的大幕就此拉开。1520年,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

 

但短短的14年之后(1506年),年仅54岁的“大富翁”哥伦布便离开了人世。

 

哥伦布是怎么死的?因病而死;什么病?这便是欧洲人争论不休而无结论的法国病、西班牙病、意大利病等名称,现在人们知道了,它的学名是梅毒。

 

据说当时哥伦布出航时随身带了两本书,《圣经》和《马可波罗游记》,后者曾纪录日本,“那个岛的领主有一个巨大的宫殿,是用纯金盖的顶。宫殿所有的地面和许多大厅的地板都是用黄金铺设的……”而描述中国的泉州港,“来往的客商之多,超过全世界其余港口的总和……”

 

当然,哥伦布从美洲带回来的,不仅是白银、烟草和奴隶,还有梅毒,这种经由性接触的传染病,中招者可以开出哥伦布、希特勒、尼采、王尔德、梵高、林肯、贝多芬、乔伊斯、舒伯特、舒曼、福楼拜、莫泊桑等列不完的名单。

 

当然,作为礼物,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收到了诸如天花、麻诊、痢疾等更加致命的瘟疫,居住美洲达数万年之久的2亿印第安人,在其后短短的时间里,只剩下200万人。

 

死于欧洲人的殖民屠刀之下的,实际上是少数,更多的印第安人死于瘟疫,他们对于这些疾病,完全没有免疫力。

 

如果不以上述故事作为参照,我们是看不懂《加勒比海盗》里那些鬼魅一样的船长和水手的;同样,如果不清楚欧洲人给美洲带去了何种的灾难,也很难说读懂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何有些人要和猪交配呢?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灾难,但事实上,与前二者不同的是,对于疾病的历史纪录却从不翔实。

 

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几乎相伴人类整个历史。按照科学家的说法,统治这个世界的,是以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友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等为代表的微生物以及原虫、蠕虫等寄生虫。

 

每过一段时间,它们总会不期而至,让人们在大面积的,恐怖的死亡与伤病面前反思敬畏,“它是上帝的惩罚。”

 

更悲哀的是,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于各种新型烈性传染病并无强效解决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按一般统计,1347年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夺走了2500万生命,占到了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欧洲的黑死病

欧洲的黑死病

后来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二战,欧洲死亡总人数也不过总人口的5%。

 

直到17世纪,黑死病的幽灵依然在世界游荡,大明王朝的覆灭,相当程度上亦与这一烈性传染病有所关联,人们“饥死都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明末的小冰河、灾荒外加瘟疫,是崇桢帝下多少道“罪己诏”也不能解决的。

 

但人类从未放弃过抗争,尽管这些抗争显得无力而脆弱,直到二战期间,英国医学家弗莱明、佛罗理、钱恩发现青霉素,终于成功将细菌类微生物疾病控制下来。

 

上述三人,因为这项伟大的发现,共同荣获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奖何足?

 

按照麦克尼尔的说法,人类对抗瘟疫的医疗技术,“只有进入18世纪后,情况才开始扭转;而且直到1850年后,医术以及医疗机构才算得上是对人类存活率及人口成活率,造成大规模的差异。”

 

纵览中外历史,除了科学家、医生、传教士们直接的贡献,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在抗疫救济中从未缺席;但另一方面,在二战后的现代社会来临之前,国家、政府除了能够在疫情发生时能够起到较为强力的隔离、信息传播以及给予及时与有组织的赈济之外,在抗疫大业上,并未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西方如此,中国亦然。

 

公元前399年,罗马城夏日热浪刚过竟突遭寒潮,随后迅即而来的瘟疫则让人们陷于水深火热。元老院迅速推行了一种名为“安天会”的宴饮方式,即“全城门户洞开,所有食品均放在庭院里供众人取用”,不论生熟人,包括敌人、囚犯,均一视同仁。据残缺的《罗马史》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安天会至少出现过三次。

 

而在黑死病漫延期间,以威尼斯为例,1423年,威尼斯当局采取了较为即时的隔离措施:要求来往的商船停靠在隔离区,40 天内不得同陆地往来,并在圣马可广场的塔楼上,设置哨兵,严格记录船只进出情况。

 

同时,指定远离城市的封闭岛屿(Lazzaretto Vecchio)建设了世界上最早收治鼠疫患者的公立医院。

 

在其后的1468 年,威尼斯又指定了另一个岛屿(Lazzaretto nuovo),要求所有贸易往来的货物必须在岛上进行晾晒熏蒸处理后,才可运入城中。

 

威尼斯的Lazzaretto nuovo

威尼斯的Lazzaretto nuovo

正是这种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流行,促进了欧洲各国建立起早期的公共卫生制度,并对传染源、传播途径进行控制,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烈性传染病的漫延。

 

但更多时候,西方人对于瘟疫,同样束手无策。

 

15世纪后的梅毒泛滥,欧洲各国政府几无作为。

 

以教会为主导的“医院”撤去的结果,导致了两个倾向:一类人不再相信上帝,转而“扑向”了享乐主义的怀抱,但这样的结果反而催生了如贝多芬光荣交响曲以及文艺三杰等“精神病文艺家”,赫赫有名的文艺复兴随之潮起;而另一部分不甘心被瘟疫奴役的人们,开始了以水银等各种“药物”自救,这种以实证实验为导向的运动则开启了后来工业革命的先声。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瘟疫副作用的一部分,它带给人类的,光荣与梦想远逊于痛苦与灾难。

 

直至19世纪30年代,在抗击霍乱疫情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开始建立起现代卫生体系和医疗体系,人类才在抗疫大计上,算是有所作为。

 

霍乱,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1817 年,该病首先在孟加拉地区爆发,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扩张,现代交通体系的进步,霍乱被商人和军队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1848 年,英国国会授权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清除城市污染源,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随后,汉堡等城市也开始建设净水系统,抑制靠污染水源传播的病菌。

 

因为消毒和检疫意识的觉醒,人类最终控制了疫情,更重要的是,掀起了人类第一次卫生革命。

 

更重要的是,随着细菌学、病毒学的发展,人们研发了越来越多的疫苗,开始学会控制传染源、预防接种,从源头遏制传染病的蔓延。

 

然而,我们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如果与西方抗疫史相比,则显得更加悲惨,更加凄凉。

 

瘟疫也并未放过这片土地,竹林七贤之中,五人死于瘟疫;据《金史.哀帝纪上》,金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据曹树基的研究,汴京城(今河南开封)约250万军民,疫死率高达40%;在明末小冰河时期,“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根据历史学家阎崇年的考证,“大瘟疫流行之时,官济民,富济贫,众济寡,强济弱,上下左右,邻里亲友,互帮互助,群防群治。瘟疫过后,市民之间,捐弃前嫌,关系密切,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但国家和政府的作为,似乎几千年来并无改变。因为无法有效“剿灭”疫情,国家与政府除了隔离与赈济之外,几乎是任其自然,听任社会自治的方法来应对。

 

据清档《李煦奏折》载,1709年5月,李煦奏闻苏州“民间颇有疫气,地方官现在设立药局,选医调理”;康熙帝批道:“知道了。皆因一念等作乱,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

 

6月,李煦再奏,“民间疫气已消……”康熙帝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

 

两次奏批,只字未提疫气!康熙帝关注的只是“作反”与“收成”,似乎瘟疫相对而言,并不是什么紧要的事。

 

史实无情。

 

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比如广泛设立的惠民药局,在大疫期间设置病坊等;但到了明代,便转向消极,明中期之后,只有在疫情发生时才开设药局,到了清代,则更加废弛。

 

按清朝官制,“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意思是各地仅设一名不入流的小吏医官负责管理,看病且难,何况疫乎?

 

各地方官府对瘟疫的措施也基本上在设局延医、制送丸药、刊刻医书以及建醮祈祷上,而这些,与官员自身的道德情操与自身修养相关,大清朝许多地方官甚至在疫情之下,一避了之。

 

直到1910年,华夏大地上,才出现第一次有效的抗疫事件,这便是东北鼠疫。

 

1910年11月,大清已日暮西山。东北鼠疫的爆发,约 6 万人死于非命,但这个死亡人数,却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面对急剧恶化的瘟疫,清庭火速任命研习西医的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奔赴了防疫一线。

 

伍连德采取的办法是将病人火速送往鼠疫医院,接触者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并且对尸体进行火化处理。

 

此后,清朝还引进西方的防疫思想,自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种防疫组织、隔离所和防疫医院,哈尔滨就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自主防疫机构——东北防疫处。

 

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

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

最终,东北鼠疫在 6 个月内被成功消灭。这一次的有效抗疫,不能不说,是晚清史上的一抹曙光,为这个古老文明大国,增色不少。

 

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城市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人们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上,不断扩大相互交往、融合的进程,城市越来越大,人流越来越快。

 

比尔.盖茨在几年前警告:下一次大的灾难,可能并不是战争,而是突如其来的瘟疫大流行。

 

勿谓此言不预。

 

2009 年 3 月 17 日,由猪流感演变而来H1N1首先在墨西哥确诊。很快,美国在 4 月也出现了确诊病例,且在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蔓延。

 

3-4 月期间,美墨两国已有过千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导致 106 人死亡。而在 5 月,该病在墨西哥的死亡率达到了2%。流感很快蔓延全球,6 月,世卫组织已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升至最高级别 6 级。

 

据不完全统计,H1N1导致全球130 余万人被感染,1.5 万人死亡。

 

世界各国在这次疫情中,普遍采取了隔离、关闭学校、取消集会、限制旅行等在内的方式以阻止感染蔓延。

 

当然,各国亦开始建立起专门应对流感的统一领导机构、针对流感的监测网络,并且纷纷加快研发药物和疫苗的工作。

 

2010 年 8 月,WHO 宣布H1N1 流感流行期结束。

 

这便是人类抗疫的简史,在地歌网遍查资料之后,心情沉重。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对于瘟疫的解决方案几乎大同小异,即采取集体免疫的方式。通俗地说,便是等国民实现60%-70%以上感染并产生抗体,任疫情自然消亡。

 

听得是不是太耳熟了?没错,英国首相小约翰今年也是这么讲的,历史经常轮回,有时花落别家。

 

 

商人抗疫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瘟疫之于中国人民,似乎尤为惨烈。

 

元佑四年(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任职杭州,与上次出任公检法的老大不同,这一次出任的是主官---杭州知州。但迎接他的却是一场大瘟疫,杭州先是水灾,其后便是大疫,当时的杭州有37万人口,却没有一家医院。

 

据史料,苏东坡积极投身抗疫,除了筹资抗疫救济、拿出了自己收藏的方子“圣散子”,三年“医愈千人”之外,情急之下,苏东坡更是带头捐款,个人出资50两黄金,又拨公款2000贯,发动商人、士绅捐助,成立了一家名为“安乐坊”的民间慈善救济医院。

 

这个医院在瘟疫之后依然存在,苏东坡离开杭州任上时,更是将自己私房钱“金5两、银150两”送给安乐坊。

 

宋代药坊

宋代药坊

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苏东坡的法子,几乎便是的通行的“官民一体”防疫之法。但恐怖的是,苏东坡是个好官,所以能收效甚大,更多时候,官员采取的则是溜之大吉,找个幽静的地方避疫了事。

 

很多时候,地方官会任由人民“集体免疫”,也就是生死由命,大难不死便是福。

 

通读国史,虽然在宋元时期,就已常设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但由于财政所限,自明朝中期以后就已基本没落。

 

清代对于灾荒的重视与救济有口皆碑,但为何对于瘟疫也同样如此消极呢?

 

实际上不难理解,瘟疫虽凶,但毕竟不会像旱蝗灾等自然灾害一般,威胁王朝统治;另外,国家对于瘟疫,实际上也是毫无办法,没有对症的药,救也无用;当然,还有一条,官办医疗效率的低下也很难实现有效应对,而民间社会力量的活跃,相当大程度弥补了国家、政府的缺席。

 

显然,除了清末那一缕曙光,绝大多数时候,历代皇家对于疫情并不上心,朝廷亦并无抗疫专项资金。

 

所以,以士绅、宗族、同业商会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相当大程度上履行了国家与政府的抗疫职责,甚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成为了抗疫的主力军。

 

士绅与商人往往都是通过团体或组织的形式集中开展慈善事业,例如由晚明的同善会,清代的各类善会善堂,清代商人的会馆、公所以及盐业、米业、朩业等同业行会,徽商、晋商等区域商会亦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据张其姿《慈善与教化》一书,高邮州治中,士绅、商人就共同设立了医局普济堂,在“城内外大小方脉(医生)”中选出数位医生,轮流在堂看病。贫民看病可在午前受诊,老病 无依者还可以住在堂内,“如有索要一文,定行重究”。

 

高邮人是幸运的,这样的医局并非广泛分布,更多时候,还是设立在较为“一线”的城市,更多的小城市,多是被“王朝遗忘的角落”。

 

但在近现代商业出来之前,士绅、商人“慈善式”抗疫,除了设立药局救助、施棺助葬等“善后”工作之外,于瘟疫突来之际,亦无长法。

 

瘟疫爆发时,除了医生们“救治有方”之外,于疫情本身,人们也只好任由病毒肆虐,或死或流,任其自然。

 

不能不说,中医药在中国历史上立过大功。

 

比如对于瘟疫有重大贡献的“人痘接种术”在明末清初(1600年代)就起过奇效,并成功在全社会推广。据清朝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

 

人痘接种术

人痘接种术

这一方法传至西方,遂改良为“牛痘法”,成功防治了天花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开设的医局,亦在清朝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明末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之前,甚至直到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依然是农业大国,商人们要么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要么是官商一体,身上并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而重商主义的西方,以碾压之势,盖过了东方文明的光芒。

 

历史的结果是,因为没有足够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工商、士绅“凑份子”式的抗疫,没有庞大而持续的资金支持,没有能力去调动更多的社会单元。

 

但文明会迟到,并非缺席。

 

比如在太平天国之际发生的战后瘟疫,“红顶商人”胡雪岩就采取过类似苏东坡式的抗疫之法,由其创办的胡庆余堂,至今犹有“济世益民”的美名。

 

《马关条约》的签订,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

 

“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商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洋务运动重臣盛宣怀一直被称为“中国实业第一人”,但更多的史学家认为清末民初的张謇才是真正的市场化实业第一人,他和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等,可谓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上述诸人,皆为抗疫、慈善做出了重大贡献。盛宣怀的遗产,大部分投入了慈善基金,由老领导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为执行监督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造“南通模式”的张謇,更是毕生以实业为基,大兴慈善、教育事业。以慈禧恩科状元身份“下海”的张謇,状元就是状元。

 

1925年,张謇的大生纱厂在军阀混战中急剧衰落,张謇只能无奈地感叹,“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愿。”

 

 

新时代的商人抗疫


 

战争关乎文明的兴衰,而瘟疫却关乎文明的终结。

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结都戴着瘟疫和战争的面具。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是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

---米歇尔.福柯

 

在瘟疫之际,写日记的人,并非只有方方。

 

比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在直隶总督府做幕的许思湄,因自己的三个孩子相继在当时的时疫(痘疫)中夭亡,万念俱灰:

 

四十日内,丧亡相继。廿四年蓬飞萍荡,向以贫也非病,所自慰者,膝前一块肉耳。不期疾雨倾巢,竟无完卵……早不如披入山,得以万缘都净也。

 

因瘟疫而万分悲痛的许思湄,甚至信了鬼神,家余一人,不能不谓之大恸。

 

瘟疫之烈,不在今日。

 

张謇说,“实业、教育,富强之本也。”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新时代的实业家们,在此番疫情中,表现尤为突出,所有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像阿里、腾讯都做出举世瞩目的贡献。

 

以京东商城的“商人抗疫”故事为例,或许能让人看出新的希望:

 

在疫情伊始的1月24日,京东便宣布向武汉市分批捐赠100万只医用口罩及6万件医疗物资;截至2月13日,京东累计投入了近10亿元用于抗击疫情;4月2日,刘强东夫妇和京东宣布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在英华人和留学生捐赠500万只口罩、50台有创呼吸机及60余万件防护服、护目镜、医用手套等医疗物资……

如果仅仅是捐赠,似乎并不能体现出“新时代”的特征,看不出“商人抗疫”的巨大作用。

 

根据地歌网不完全梳理,“京东式”抗疫事迹可以分成五大部分,展开的是一种系统而全面的抗疫大计:

 

一是依托京东电商、京东健康、京东物流体系,在疫情期间,“逆行”全负荷运行。

 

自1月20日至2月28日,京东累计向全国消费者供应了2.2亿件、超29万吨的米面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用品累计承运医疗应急物资约5000万件,超过 1.5万吨……

 

二是依托强大的京东物流、达达集团全物流链条,构筑了高效的“物流铁军”,全链路地解决了封城期间“到家”的物流需求。

 

1月23日,武汉封城,京东物流从1月25日起正式开通全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援物资的特别通道;

 

1月26日,由京东物流从江苏泰州运来的百蕊颗粒、磷酸奥司他韦、维C泡腾片等一批医药用品抵达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京东物流驰援武汉特别通道承运的多批次社会救援物资运抵武汉。

 

1月28日,一批“盲投”爱心物资出现京东物流武汉宝丰营业部,这里距离同济医院仅500多米。

 

京东“移动菜篮子”工程深入到武汉、襄阳等多个地市,提供蔬菜线上购买、无接触配送服务等全程服务,每周帮助10多万家庭解决买菜难问题。

 

2月5日9时,京东“友家铺子”在武汉开启社区团购。

达达集团启动“到家新鲜菜场”项目,重点保障京东到家平台每日7-10点的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米面粮油等生鲜、民生类商品供给。

 

……

 

在封城期间,京东物流在武汉地区的仓运配运营第一时间与医生们一样“逆行”,京东小哥们依然奋战在配送一线,在优先保障医疗物资运输的同时,也全力保障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钟南山院士题词感谢京东物流

钟南山院士题词感谢京东物流

三是旗下京东健康展开了疫情、医疗、药品、心理、核酸检测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1月26日,京东健康启动免费在线免费问诊服务,近200名全职医生24小时不间断向市民提供免费在线问诊和心理疏导服务,帮助大家做好居家防控,尽最大可能降低去线下医院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

 

2月6日,京东健康平台上的所有急速问诊服务全部免费,率先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免费行动”;

 

2月10日,京东健康上线了针对湖北地区慢病患者断药信息求助的平台;

 

3月31日,京东健康上线中英文双语界面版“全球免费健康咨询平台”;

 

4月,京东健康与北京金域医学实验室合作,成为全国首个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在线下单及预约的平台。

 

……

 

四是在企业帮扶及湖北行动上,京东率先开通“全国生鲜产品绿色通道”、餐饮零售发展联盟行动、湖北行动等多个专项行动,针对性地解决疫情期间居民与企业难题:

 

京东率先开通“全国生鲜产品绿色通道”,一个月内,相关滞销生鲜产品销量月环比增长约10倍。如广西桂林永福县沙糖桔线上销售累计达3000多吨,解决当地滞销超过65%……

 

京东专门成立了“餐饮零售发展联盟”,开放全产业链能力,帮助了151家餐饮企业转型线上零售业务。如冷冻肉禽品牌上海元盛食品实现发货量超过1200万,同比去年增长将近400%。

 

京东“移动菜篮子”工程深入到武汉、襄阳等多个地市,提供蔬菜线上购买、无接触配送服务等全程服务,每周解决10多万家庭买菜难问题。

 

2月5日,京东“友家铺子”在武汉开启社区团购;

 

达达集团正式启动“到家新鲜菜场”项目,重点保障京东到家平台每日7-10点的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米面粮油等生鲜、民生类商品供给;

 

4月1日,京东发起“买光湖北货”活动,为湖北品牌商家开辟专场;

 

2月8日,京东集团及其投资的达达集团联合宣布,面向全社会提供超过35000人的就业岗位;

 

京东7FRESH近日发布了“人才共享”计划,线下大洋世家等多家餐饮企业员工开始到七鲜超市上班。

 

……

 

五是帮助疫后重建和“新基建”领域,京东率先推出针对因疫情而“停摆”的湖北计划,作出应对:

 

4月8日,京东集团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向湖北投资超过60亿元,全方位助力湖北经济恢复及当地中小企业发展;

 

在新基建领域,京东将全力支持湖北打造以智能供应链和智慧物流为核心的新一代基础设施。

 

……

 

也许大家看得很费劲,地歌网简单总结一下吧:

 

自1月20日至2月28日,京东累计向全国消费者供应了2.2亿件、超过29万吨的米面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用品,累计承运医疗应急物资约5000万件,超过 1.5万吨。

 

截至2月13日,京东累计投入了近10亿元用于抗击疫情;累计承运医疗应急物资约3000万件、近1万吨;与集团投资的达达集团联合向社会招募超过35000个就业岗位;疫情期间向全国消费者供应了1.2亿件、超过16万吨的米面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用品。

 

作为“新时代”实业的例子京东,在此番疫情中所呈现出来的“抗疫力量”,恐怕与历史任何时候,与世界任何其它国家,都有了显著差别。

 

难能可贵的是,并非只有京东,还有阿里、腾讯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奋不顾身于此番疫情,才有已全面复工的大中国。

 

试想,在此番大疫面前,举国封城的人们,如果没有微信、抖音、游戏,没有像京东、阿里、拼多多这样的电商及物流保障,国人们又何以自处?

 

“新时代”的实业家们,用实业力量、技术、全链路平台等“基础设施”般的力量,在抗击疫情上体现出迅速、系统、全面的实力,为此番抗疫大计,秀出了“新时代中国实业家”的力量。

 

抗疫中可以看出的另一角度是,中国实业,全面崛起。

 

京东向海外捐赠抗疫物资

京东向海外捐赠抗疫物资

展开历史,此番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结果,尽管存在不少的争议,但基本可以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抗疫”。

 

从“偌大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开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变,所以,此番疫情中的很多声音,还是格局酝酿状态,并不意外。

 

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可能“步步惊心”,我们可能正在经历大事件,一些在今天人们还不在意的一些事情,可能都会载入史册,成为后人的镜鉴。

 

很幸运,“这一次,不一样。”

 

参考书目: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宫中档案正朝奏摺》

范晔:《后汉书》

赵尔巽:《清史稿》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

张謇:《张謇日记》《柳西草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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