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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没这么多朋友
本文来源于:盒饭财经 作者:何伊凡 关键字:阿里,腾讯,360


喜欢自称时间朋友的人越来越多,这只是美好的希冀,时间很挑剔。从来没这么多朋友,公司太弱或者太强了,都容易成为时间的敌人。

 

太弱了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强了也可能是时间的敌人?国内最近热议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就是时间送出的一份特殊礼物。巨头公司要成为时间的朋友,恐怕先要具备拆开这份礼物的能力。

 

关于反垄断,有三点看法:

 

1.科技巨头不是洪水猛兽,并非真的高枕无忧,反垄断不是“均贫富”,依然要保护企业家精神。

 

2.企业的欲望与监管的审慎,垄断与反垄断从来都是商业世界进化中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3.对科技霸权的反思,已是全球风潮,巨头更需要自省能力,在自律和他律中找到平衡。 

 
01

 

先看第一点,可以将时间调回到十年前。

 

2010年与2011年,分别是腾讯与阿里的“本命年”。它们创业十二年之后,因为对自己尚在勃发中的力量缺乏清晰认知,和周边生态摩擦系数增加,促使它们分别进行了彻底的自我复盘。之后十年的故事,以及今日移动互联网江湖的格局,都在“本命年”中埋下了草蛇灰线。

 

2010年腾讯与360爆发了著名的“3Q大战”,事件详情已无需赘言,双方正式交火其实从2010年春节就已开始:腾讯推出免费安全软件QQ医生,迅速达到1亿装机量。事件到2010年9月27日升级,360安全卫士推出个人隐私保护工具360隐私保护器,目标直接瞄准QQ软件。10月底,360推出一款名为“扣扣保镖”的安全工具。该软件功能中有一项就是能过滤QQ广告,这就等于直接是断腾讯的财路了。2010年11月3日,对抗达到高潮,彼此都觉得是对方先动用了“核武器”,此事最终引来了工信部介入调停。

 

你可以想象周鸿祎之紧张,面对当时的小企鹅,周担心落入让它模仿、终结的命运,马化腾也并不轻松,任何人有周鸿祎这样的对手,都会陷入一场噩梦,彼时周鸿祎专挑硬柿子捏,而且鲜有败绩,虽然从规模、营收来看,腾讯和360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但从拥有的客户端数量看,双方势均力敌,而且安全应用在系统的最底层,等于掌握了用户后门的钥匙。

 

2011年,距离马云带领十八罗汉搬进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室也已经十二年,马云后来回忆,“从来没想过会这么痛,这么苦。我其实已经有预感,本命年麻烦多,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首先是B2B业务爆发“诚信门”事件,直接导致B2B公司CEO卫哲与COO李旭辉辞职。这一年淘宝也并不太平,先是2011年4月23日,因为假货问题,上了央视播出《焦点访谈》。后来10月10日,淘宝商城发布了新规则,核心内容是将技术服务年费提高了5倍到10倍,同时商铺违约保证金数额也提高了。这引起小商家的不满和报复,他们通过虚假订单、恶意退货和恶意差评攻击大商家。对抗不仅在线上,还有人在杭州阿里大厦前,拉起红底白字的横幅抗议。

 

“十月围城”的攻击来自产业链下游,而在最上游资本端,同期阿里陷入了一场更凶险战斗,这就是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因为这件事,马云被指责为没有契约精神,不拿股东利益当会事,阿里与大股东软银的矛盾,至此也就摆上了桌面。

 

为什么自己会从众星捧月的英雄沦为被舆论拷问的对象?马化腾和马云都在“本命年”中,意识到“自己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大不一样。它们也曾在短暂的时间内,对公众与行业情绪很不理解,觉得自己代表了进步与创新,为何会招致如此非议?不过难得之处在于,很快就跳出了是非曲直上的纠结,认识到要放在更大背景下来看这一年。

 

马化腾发了一封内部信,他在信中写道:这不是最坏的时刻,也没有最好的时刻,让我们放下愤怒,这段时间来,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在公司内部发酵,很多人都把360公司认定为敌人。但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被愤怒烧掉的只可能是自己。如果没有360的发难,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反思,因此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感悟。或许未来有一天,当我们走上一个新的高度时,要感谢今天的对手给予我们的磨砺。让我们保持敬畏,过去,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更多地想一想什么是能被认同的。过去,我们在追求用户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奔向成功的速度和激情。但是现在,我们要在文化中更多地植入对公众、对行业、对未来的敬畏。

 

这段话完全体现了复盘的精髓。一个能帮助你进化的敌人,对一家有愿景的公司来说,大概是上天赐给你最好的礼物。

 

就在2011年上半年,腾讯连续进行10场诊断会,邀请媒体、互联网、法律、知识产权等各行业72位资深人士开展对腾讯“自由建议与批评”,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这种力度的自我批评可谓闻所未闻 。

 

马化腾对“诊断会”表现出高度热情,他不仅要求所有高管都参加了其中一场或几场,还要求他们不能干涉任何专家的任何言论,哪怕是尖锐的批评。他在其中一场会上说,(以前遇到问题)我们往往会在很多场合辩解、解释,说是什么情况,我们内部怎么样,甚至会给大家解释细节上的来龙去脉,争取大家的谅解和同情。但我们反思时忘了一点,即这样的印象,不是一天一夜形成的,而是长期很多很小的事件累积形成的。

 

此事之后,腾讯走向了全平台开放,号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腾讯推动如此繁荣的生态,可以以此为起点,而且它带动整个中文互联网世界,掀起了一场开放浪潮。

 

马云也曾连发两条微博,称“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做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不符合常理,违背理性,甚至离经叛道得罪亲友。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会一意孤行!”后来马云自嘲,自己2011年主要的名声就是各种过河拆桥。

 

一意孤行并不代表固持己见,实际上2012年,马云对“本命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意识到,中心化管理方式已过时了,这两年阿里决策体系有点像政府,通过自己的促销手段和一些政策调节整个市场,这跟拍脑袋出政策有什么区别?阿里要回归到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中去,要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发挥660万卖家的精神。自2012年,阿里开始大调组织架构,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之间进行了多次平衡,2014年它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开始谈谦卑与敬畏。

 

成长中的巨头,总有一个时刻为自己的强大付出代价,全球皆是如此——在此之前,它甚至对自己已变得如此强大毫无觉察,而经历过这种痛苦,它们会对力量增加敬畏。

 

2010年,腾讯全年总收入为人民币 196.460 亿元,而2020年仅Q3,其营收就达到1254.47亿。2011年,淘宝号称双十一销售额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飞跃,淘宝商城与淘宝网总支付宝交易额突破52亿,2020年双十一开场半小时成交额达到3723亿,是2011年24小时的71倍。

 

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马化腾在腾讯首届合作伙伴大会上说,“腾讯要扶持所有合作伙伴再造一个腾讯”。到了2017年,腾讯开放平台的合作伙伴超过1300万,合作伙伴公司累计分成超过230亿,创造就业2500万人。

 

过去十年,包括腾讯与阿里在内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在富氧环境中快速进化,成为生态引擎。它们不仅是追风者,更是造风者,团购、手机、O2O、互联网金融、共享单车、视频、社交电商等相继站上风口,每个风口下都曾躺过一堆“死猪”;中国从制造中心走向创新中心,线上线下已混元一体,增长从单一技术驱动,转向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集成式技术驱动,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折叠,商业基础设施迭代,直到2020年趋势与疫情对撞,商业世界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互联网进入产业互联网阶段,终于从工具层面、应用层面,抵达了社会层面,不同领域的点状爆发,最终串联在一起。

 

今日之局面,是巨头企业、优质投资者与卓越创业者共同形成的,那些快速崛起和衰落的公司,都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否认它们通过收购、参股,构建起了自己的生态圈,但不能据此将它们定义为价值的收割者,而非价值的创造者。不妨做一个假设:没有腾讯、阿里、蚂蚁、字节跳动、拼多多、京东、美团、滴滴......,创业环境会更好嘛?恐怕未必。没有腾讯关键时刻的多次援手,蔚来很可能难以走出自己的至暗时刻,而这样的故事曾在多条赛道上演。

 

它们提供了资本、输出了人才、降低了技术门槛。当前中国企业界是独特的榕属植物生态:最大的榕树之下,从小到似草本的矮小木本、小藤木本、小灌木、灌木、小乔木、大乔木、高大乔木一应俱全,地面下,又有气根互相联结,不能说这就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生态,但不能因此就把榕树砍掉。

 

反垄断不是反创新,而是为创新松松土,更不能否认巨头对创新曾经做出的,正在做出的,以及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这一代中国科技公司获取财富和地位的过程,是相对阳光的,是个人能力与时代机遇的风云际会。

 

在这一轮商业变革中,它们远没有到坐享投资收益,静看花开花落的从容。它们经历过在PC时代是怎样颠覆别人的,也经历过从PC向移动的关键一跃中,是怎样差点别别人颠覆的,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历史正在大拐弯处,谁都有可能被甩下车。只要认真研究一下2018年腾讯的930变革,以及2020年初,阿里在拼多多之外,又受到抖音、快手等的围攻,就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焦虑。

 

 
02

 

再看第二点,残酷的现实是,追求垄断,是大型商业组织成长的必然,垄断代表着高效率和高利润,以及不可替代性,我们用来描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词:护城河,就隐藏有垄断的含义。

 

通常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 1765年珍妮纺纱机发明为标志,一直到1840年。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就是工业革命初期,1769年在英国产生的,这是一家有600人的水利纺织公司。它第一次具备了现代公司制架构,设立了董事会,有低中高各层级职业经理人,还有完备的企业规章制度,雇员各司其职。

 

可见,公司制的诞生与大规模工业化时代不可分割,它意味着董事会、高管、员工之间建立了一种内部契约,公司和外部环境之间有了非常清晰的边界,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公司先天就是带有垄断性的机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出现垄断组织,直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具备垄断意义的公司才出现。伴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 大规模生产和巨额投资成为主流,新兴的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都需要实行大规模集中化,资本和生产资料向管理有道,设备精良的公司集中是必然结果。按照人教版官方考研教材的说法:“垄断组织的出现,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它产生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过去近20年中,中国先后成长出76家估值在30亿美金以上的超级独角兽,其中近20家为科技巨头的衍生公司,例如阅文集团、腾讯音乐、蚂蚁集团、阿里云等,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会围绕核心业务形成不同生态圈。

 

实际上,垄断背后的话语权,也经历过数次迁移,这背后是时代动能的转换,意味着对垄断的研判需要以动态的视角。从1870年前后开始的美国镀金时代,直到1970年代,这一百年中基本是“制造为王”。在此阶段,公司内部强调严密的科层制,等级森严,内外部分明。

 

从1970年代到2006年之前,是“渠道为王”的时代,以沃尔玛为代表的打折性零售商崛起,定价权从制造商转移到渠道商手中,这也是国内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企业跑马圈地最凶猛的时代。“制造为王”的时代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渠道为王”虽然也重视利润,但更重视规模,所谓吨位决定地位。在此阶段,公司出现了以用户为导向的雏形,组织的身段开始变得更柔软。

 

自2006年到2018年,进入“流量为王”时代,流量资源成为最上游的特殊资本,谁掌握流量,谁就站在了食物链的上游,赢家通吃可以超越物理边界,看不见的影响力才是最大的影响力。2016年之后,国内开始热议移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流量红利消失,其实虽然红利消失了,流量的价值反而更大了,只是获取、留存与转化都发生了变化。组织的边界被打破,内外部开始充分交换能量。

 

2018年,进入“数据为王”的时代。数据超越粗放式的流量,成为数字化大转型中的水和空气,当每一粒沙都可以有自己的IP地址,每天奔涌的数据量会彻底改造生意与生活。王兴所推崇的《有限与无限游戏》一书,可以作为“数据为王”时代组织形态的注脚:有限的游戏,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

 

当变革呼啸而来,往往需要拉开一定的时距,才能看清它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制造之王、渠道之王、流量之王、数据之王们保持警惕,但同样警惕不能削足适履式的动用监管重器,以保护市场竞争的初心,产生消灭市场竞争的结果。

 

平衡,是一种伟大而难以驾驭的力量,正如张维迎先生在近期的访谈中谈到: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企业家。经济学追求数据化、确定性和理性的解释,假定任何问题都像做作业、考试一样有标准答案,把每个决策简单地变成约束条件下求解,变成数据计算。可是,人类之所以进步,在于真实世界里人的创造性。从无到有创造新东西,意味着不确定性,没有标准答案,它靠想象力,不是靠计算。

 

 
03

 

第三点,在今日的商业生态中,巨头公司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它们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只是晃晃尾巴,但已经能造成一片狼藉,它们对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已捻熟于心,但对于怎样敬畏力量,还需要做更充分准备。

 

经历过互联网沙文主义洗礼,对科技霸权的反思,近年来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议题,中国这一轮关于反垄断的探讨,也是全球思潮的一部分。企业并非人类,两个多世纪前,英国大法官爱德华.索罗就曾经敏锐的谈到,商业公司“既不会在身体上受到惩罚,也不会在心灵上受到谴责”,你不能简单的相信“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之类的台词,对大公司权力滥用保持警觉,并保持反垄断的能力,也是社会的福祉。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斯科特.加洛韦,在所著的《互联网四大》一书中,对巨头公司“如何操弄人类本能的欲望而壮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反思。他认为亚马逊满足人类自古就有的采集者直觉,拥有的物质愈多,就愈安心;谷歌成为人类共享的外接大脑,掌控知识产业,是现代人有求必应的神;苹果连结对性的渴望,成为品味与财力的终极性感指标;脸书串连人心,利用对爱的渴望掌握史上最庞大的个人数据库。

 

“这些公司是神明、爱情、性欲和消费的四大光明守卫,还是使人堕入无尽深渊的四大黑暗骑士呢?答案是两者都是”。加洛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它们也适合拿到国内来探讨:这些公司为何会蓄积如此大的能量?一个没有生命、为盈利而生的公司,影响力为何直抵我们的灵魂深处,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一家规模和影响力前所未有的公司,对未来的商业和全球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们注定要像取代前辈的巨头们一样,被更具创新力和吸引力的新一代公司取代嘛?还是说它们已经足够强大,没有任何人、公司、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其挑战了?

 

2020年7月29日,加洛韦书中的主角,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苹果CEO蒂姆·库克、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掌门桑达尔·皮查伊亚首次参加同一个活动,出席美国国会反垄断听证会。四位首席执行官要就各自公司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接受质询。

 

这场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自2019年6月启动,国会议员们收集了数百小时的访谈和130万份有关上述四家公司的内部文件,同时掌握了这四家公司管理层的电子邮件往来。

 

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林称:“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以破坏性、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力,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准则。我们的责任就是设法弄清楚数字市场缺乏竞争带来的影响。”这四大巨头公司市值总和已超过整个日本市场。如果进行合并,足以创建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

 

欧盟监管机构对科技巨头监管力度也正在加大,2018年五月欧盟推出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给用户数据处理增加了一些保护。它已向谷歌开出80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也已被勒令向爱尔兰支付130亿欧元的补缴税款,两家公司均提出了上诉。

 

欧盟非常强调数字主权, 特别强调要由欧洲自主掌控数据信息的存储与流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已经表示数字政策是其2019-2024年任期内的优先政治事项之一,承诺欧洲必须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主权”。欧委会近期一份报告强调,来自全球技术驱动的企业竞争已对欧洲造成了重大战略挑战,这些企业将数据盗用和价值挖掘作为其战略核心。

 

就在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亚马逊数字处理方式展开了新一轮反垄断调查。欧委会认为,亚马逊凭借平台优势访问其他卖家非公开的敏感数据,如销售数据、订购量、页面点击量、运输数据等,进而为自身的业务决策服务,它的业务决策基于算法工具,获得上述数据可以提高自身销量和利润,这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过去十年中,至少在应用创新层面,中国互联网跑在世界的前列:你很难在全球其他国家享受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搞定生活中一切的便捷,快递与外卖的送达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不过,对数据与隐私的重视,从用户到公司,都曾选择性的点下了暂时忽略键。

 

关于科技对人异化的反思,在中国也逐渐出现,2020年9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它详尽的展现了在算法的“盘剥”与系统平台规则下,外卖骑手,这个可能每天出现在你眼前的人,如何夺命狂奔,成为马路上最危险的人。

 

此背景下,发布征求意见稿,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适用《反垄断法》作出系统解释,就并非突然袭击,也不用过度解读。

 

征求意见稿细化了互联网平台企业间事实横向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则,也对纵向垄断协议中的排他合作协议进行了规范,同时,将学术界长期呼吁纳入反垄断执法范畴的轴辐协议进行了规范——后者常用于平台组织或协助入驻平台商家实施价格串谋、划分市场或限制供给等方面的限制竞争行为。

 

在规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行为方面,征求意见稿对电商平台对消费者进行“大数据杀熟”、搭售、要求入驻商户“二选一”等行为也进行细化规范。

 

可见,征求意见稿还是为了形成更好的互联网经济运行环境,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目前它仍需要细化、量化,界定范围,也少不了争议。

 

此过程中,大公司的自律意识,交流姿态,以及更开放的行为,是达成平衡的关键,它们中的多数都已从平台走向生态,外部的快刀斩不断生态的乱麻,还是需要它们重新梳理自己的版图和策略。

 

11月12日,在腾讯发布第三季度业绩后的投资者电话会上,问及如何置评近日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腾讯高管称,会花一些时间与监管交流以理解他们希望达成什么。

 

它们也认为政府依旧非常支持互联网科技行业,正与监管合作以确保符合文件要求,这是一种寻求共识的沟通姿态。

 

很多人谈到,对大公司垄断最好的策略是分拆,并援引美国政府对标准石油的分拆,但这种外部的强力介入,即使在西方,也有种种反思。

 

1911年最高法院立案,美国政府主张标准石油公司掠夺性定价的做法,违反了《谢尔曼法》的第二条。最高法院判定政府诉讼,下令拆分标准石油。后来的案例中,法院援引此判决来证明寻求垄断的行为“削价可能已成为了大企业最有效的武器”。

 

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此类行为的法案,1914年,国会通过《克雷顿法》以增强《谢尔曼法》,同时对价格歧视和掠夺性定价作了专门规定,国会同时采取行动加强《公平贸易法》,进一步限制掠夺性定价。1936年又通过了《罗宾逊-帕特曼法》,该项法令禁止零售商对制造商实施价格歧视,也禁止制造商对零售商实施价格歧视。

 

所以早期的反垄断,治理框架是国会将掠夺性定价看作对竞争市场的严重威胁,此框架后来收到了芝加哥学派的批判,也脱离了当前互联网公司真实的优势。掠夺性定价,早已不是它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

 

在全球范围来看,现行的反垄断法框架还没有找到成熟的面对科技公司的方式,缺陷在于反垄断的同时如何鼓励真正的竞争。

 

这是需要一个监管和企业双向摸索经验的过程,企业的自律性越强,就越不容易出现监管的矫枉过正。

 

国际互联网巨头在降低自己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性方面,都开始各自寻找解题方式。如亚马逊,它也是特朗普最痴迷于攻击的公司之一,而且一直在反垄断的阴影下。

 

但是,正如耶鲁法学院的研究学者Lina Khan在论文《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中所描述:亚马逊最接近反垄断机构的时刻,也不过是司法部宣布对其它企业与亚马逊共谋一事提起诉讼。亚马逊善于迎合当代反垄断法的主旋律,情况仿佛是贝佐斯首先拿出反垄断法的地图,画出平稳安全通过的路径,然后再规划企业发展一样。

 

2020年之后,在垄断问题上可以打擦边球的时代,恐怕过去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反垄断将成为大公司要面对的新常态,唯自律者,才能成为日日新、月月新,永远新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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